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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耀华律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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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在刑事辩护中的经验技巧  

2011-05-11 08:12:56|  分类: 法学话题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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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四川兴华中律师事务所  周建中  颜学茹  胡亮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司法鉴定作为一种法定证据被广泛地运用于刑事辩护领域,而如何将鉴定结论作为有效辩护的有力支持,是需要通过长期经验积累才能形成的技巧能力,本文将通过作者办理的几个具体案例来说明如何在有效辩护的过程中熟练的运用司法鉴定来达到证明辩护观点的目的。

关键词:司法鉴定、有效辩护、经验技巧。

 

一、刑事律师的有效辩护依赖于司法鉴定的有力支持。

有效辩护是我国学者近年来强调颇多的一个概念。其狭义理解是律师为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提供的能帮助其实现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目的的辩护;从广义上理解,有效辩护不仅包括辩护人的具体辩护过程,还包括支持辩护人实现有效辩护的一系列法律制度保障。积极、合理运用司法鉴定是刑事律师展开有效辩护的重要内容之一。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司法鉴定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均可依职权决定鉴定程序。鉴定结论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七类法定证据之一,其主要包括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音像资料鉴定。在《公安机关刑事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34条明确“鉴定的范围,包括刑事技术鉴定、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精神病的医学鉴定、扣押物品的价格鉴定、文物鉴定、珍稀动植物及其制品鉴定、违禁品和危险品鉴定、电子数据鉴定等。”可见,为了查明案情,涉及案件的全部专门性问题均可决定司法鉴定程序。但是涉案当事人和辩护人不享有司法鉴定程序决定权,仅有申请司法鉴定和补充鉴定以及重新鉴定的申请权,也没有权利自己选择或聘请鉴定人,虽然当事人和辩护人也可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但是其鉴定结论能否被采纳仍然依赖于司法机关的决定,因此从客观上局限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辩护人参与诉讼的程度,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基于此,刑事律师依法介入刑事案件不能建立在消极等待鉴定结果之上,如何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变防守为进攻,恰好是刑事律师行使有效辩护的出发点。

作为一种法定证据形式,根据不同的案情,鉴定结论既可依法用于证明控方的观点,也可依法用于辩方观点的证明。刑事律师要把有效辩护落到实处,不仅在需要司法鉴定的案件中主动申请司法鉴定,而且要主动参与整个鉴定过程,还要认真研究、合理质疑鉴定结论,为实现有效辩护取得司法鉴定的有力支持。

二、刑事律师运用司法鉴定达到有效辩护的经验技巧。

虽然涉及具体案件的司法鉴定范围广泛,但在实务中律师接触最为常见的是人身伤害和精神病鉴定,现结合实际案例就两类司法鉴定在刑事律师的有效辩护中的如何运用进行分析。

1、司法机关主动启动鉴定程序时,刑事律师应为形成有效辩护观点,尽快介入了解案件情况。 

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仅限于“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尽管司法机关才具备法律规定的司法鉴定程序的决定权,但是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律师积极介入司法机关启动的鉴定程序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在司法机关主动启动鉴定程序时,律师及时介入可以充分了解司法机关启动鉴定的目的、进行鉴定的对象、本次鉴定与案件的联系;其次,及时推动鉴定程序可以为律师提供有效辩护的思维方向;最后,通过鉴定信息也可以帮助律师突破侦查人员“有罪推定”的倾向,寻找被侦查机关“忽略”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材料。

      2、刑事律师应积极要求司法机关对需要进行鉴定的事项启动鉴定,是刑事律师行使有效辩护的充分条件。

     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是案件的直接当事人,他们对案发时的情况有最为清晰、丰富的信息,因此容易从他们处获取最为有用的信息。律师应尽可能多的与犯罪嫌疑人见面、有效沟通,以确保对犯罪嫌疑人的有用信息不被遗漏。虽然当事人不具备启动司法鉴定程序的决定权,但是法律没有禁止当事人向有权司法机关提出鉴定的要求,律师也可利用自己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处获得的信息,促使司法机关启动鉴定程序。《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因此,在得到鉴定结果之后,律师还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及时建议当事人提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案例一:2008年8月,藏族人达娃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律师通过与达娃亲属的充分沟通,了解到其家庭有精神病史,由此向侦查机关提出应予鉴定的要求。经过鉴定,鉴定机构出具了达娃患有“精神病症状的抑郁症”的鉴定意见。该份意见为律师开展后续工作奠定了有利基础。  

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处于一个特殊地位,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调查取证权,但是案件进入审查起诉或者审判阶段之后,经过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的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律师可以向其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在伤害鉴定中,通过向被害人了解案件情况,律师将获得更为广阔的思考角度,发掘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信息,从而为律师的有效辩护提供有力支持。这种了解不仅限于对被害人个人受伤情况的了解,还包括了对其进行诊治的详细过程,律师的有效辩护就建立在对案件中蛛丝马迹的证据材料的细心收集之上。

案例二:2007年5月8日,被告人周某与其夫刘某因前一天家庭琐事争吵发生矛盾,继而持刀杀死刘某,并砍伤刘某与前妻的女儿,后该案由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周某涉嫌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律师接受委托之后,对被害人的家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等进行了广泛调查,从调查中发现周某平时就是性格狂燥,耐心较差,针对此种情况,律师立刻向法院申请精神病鉴定,后华西医科大学法医学技术鉴定中心出具的“法医精神病学鉴定书”中显示周某“脑电地形图轻度异常;智商:68”,数据证明周某属于轻度弱智,其自我控制能力低于常人。最后该案法院判决周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律师成功地利用鉴定结论对当事人争取到了最为有利的判决结果,而该案中鉴定程序的启动,就源于律师对案情的全面把握,进而达到有效辩护的目的。

3、刑事律师要敢于对有瑕疵的鉴定结论提出质疑,从而为自己的有效辩护打下基础。

    鉴定结论是鉴定人就诉讼中的专门问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分析后所作出的结论。因而,鉴定人是否具有鉴定资格直接关系到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及其可信度,也直接关系到该鉴定结论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2月28日通过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鉴定机构良莠不齐、管理混乱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律师不能盲目接受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必须对其来源、程序提出应有怀疑并且积极验证这种怀疑。

案例三:2003年10月29日,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宋某涉嫌故意杀人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公诉人指控被告人宋某因同其妻茍某发生口角,遂用皮带将茍某勒死。宋某当日即被公安机关抓获。在公诉人提供的证据里包括由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出具的尸体解剖报告、补充鉴定书以及针对鉴定的专家答复三份材料。律师接受委托之后,针对前述鉴定结论的合法性进行了调查,发现该份鉴定结论上虽然有三个人签名,而事实上仅有一名鉴定人员黄某进行鉴定操作,其程序违反了相关规定。律师要求黄某出庭接受法庭调查,在庭审中,黄某承认鉴定过程由他一人完成并且无法从科学上排除苟某是自杀的可能。至此,公诉人申请延期开庭,补侦之后重新开庭审理此案,法院判决宋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本案中,律师通过对司法鉴定的合理质疑找出本案定罪证据不确实这个关键问题,并且通过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为法官建立起判断鉴定结论证明力大小的直观感受,从而为有效辩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本案最终取得较好结果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4、刑事律师应在全面分析鉴定结论的基础上为有效辩护寻找突破口。 

    鉴定被认为是“帮助裁判者发现真相、实现正义的活动”,鉴定结论对刑事案件处理结果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由于鉴定结论是可信度较强、证明力较大的证据形式,面对确定的鉴定结论,律师始终要以实现有效辩护为使命,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司法鉴定形成程序合法、结论确定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份完美无缺的证据,律师对鉴定结论的分析不仅包括对鉴定意见的分析,也包括对鉴定内容的推敲考察。在前述案例二中,被告人周某的鉴定结论就是“被鉴定人周某无精神病,对其2007年5月8日的违法行为评定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如果仅就该条鉴定意见所得出的结论,周某毫无疑问应该接受和正常人一样的刑事惩罚。但是,通过律师对该份鉴定结论的审查,发现鉴定书中有这样一句陈述:“实验室及其他辅助检查:脑电地形图检查:轻度异常;智商(IQ):68。”根据医学上对智力等级的划分,智商分数在50-69之间者为轻度智力残疾。据此,一份结论确凿的鉴定结论成为了法官在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的情节。

三、对我国司法鉴定制度还应予完善的建议。

有效辩护是提高辩护质量、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实现程序公正的重要途径,虽然获得律师的辩护是公认的被指控人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也得到了包括国际公约、准则、文件和各国刑事立法的一致确认,但是,能否获得有效的律师辩护,则是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从制度上保障律师充分行使有效辩护也是我国刑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针对司法鉴定制度中的问题,我们认为司法鉴定制度还应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1、司法鉴定应独立于侦查机关。 侦查机关在对某些事实需要鉴定机构做司法鉴定时,就要求侦查机关只提供鉴定所必须的素材,而不能让鉴定人了解案情的前后经过或对鉴定人做出指示或有倾向性的意见。在前述案例三中,公安机关对三位鉴定人分别进行了询问,三份询问笔录中鉴定人都说了同样一句话“根据你们提供的案卷材料、做案工具和案情介绍……”可以看出,鉴定人在进行鉴定之前,对被鉴定对象就产生了先入为主的看法。司法鉴定本身要求客观真实性,让鉴定人了解案卷材料、了解案情就会带有强烈的定罪倾向,鉴定人在侦查机关的影响下所产生的成见与鉴定结论所要求的客观性、科学性、真实性和公正性完全相违背,导致鉴定结论无法避免地出现片面性。

2、应杜绝重复鉴定的现象。 重复鉴定现象是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一大弊端。长期的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形成了“不放过一个坏人”的传统职业惯性思维,为了寻找有罪证据,不惜对同一事项反复鉴定。这种行为不但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致使法院对鉴定事项失控,让案件久拖不决,更严重的损害了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权威性。

3、司法鉴定过程应公开透明。司法鉴定过程的公开首先应保障当事人对司法鉴定的知情权,在刑事诉讼中,鉴定的决定权在司法机关手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当事人往往对鉴定结论并不十分了解,为了保障其合法权益,司法机关应及时通知当事人相关鉴定事项。其次,在法庭审理过程中鉴定人应当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以保证其鉴定过程、鉴定结论来源具有真实性、客观性。

4、鉴定结论应与刑法所要求的严谨性相一致。鉴定机构在出具鉴定意见时,往往仅对被鉴定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作出判断。而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刑事责任能力分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和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不同的责任能力对责任承担自然有区别。因此,鉴定结论应与刑法规定相一致,才能进一步保证罪责一致的刑法原则。

将司法鉴定运用于有效辩护是律师实务的重要内容,律师作用的积极发挥建立在完善的司法鉴定制度之上,同时,一个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质量依赖也于辩护律师能否真正履行好刑事辩护的职责。深入强调有效辩护观念,控辩平等在司法鉴定启动权方面的实现,对于提高刑事辩护质量,推进我国刑事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本文发表于《四川律师》2009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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